解决案件不仅诉诸特定法律部分，而且还依赖法律的整体。
从法律技术上看，长孙无忌等人本着网罗训诰，研核丘坟、实三典之隐括，信百代之准绳的精神，对篇、卷、条释疑析难、条分缕别、句推字解，其结构亦有章程糜失，鸿纤备举之体系考量：依各篇首《疏》议曰，《名例》律置于《唐律》之首，乃因名训为命，例训为比。《厩库》律后置《擅兴》律，因厩库足讫，须备不虞，故此论兵。
由此，心无定所的痛苦将灵附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国法学欲在国际法学界争一席之地、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也终将成为痴人说梦。照此，既论职司事讫，即为有关户口、婚姻规定之《户婚》律。应当看到，法学概念之不同运用背后反映了不同法律文化圈（法系）的文化传统特征、（认识和处理自然事物、人类事务的）知识能力、知识兴趣和学问期待。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重新被它激发出思想才智。由此观之，中国律学是一门独特的法律学问，或者说，它是一门以实用目的为导向的注释律典技术，可以简称为注律法术（在此意义上，将律学叫做律术（比如，用德语似乎可译为Kunst des Gestzes，用英语可译为Art of statute），其实并没有违和之感。
在此情形之下，当代中国法学发展道路的选择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命诸篇之刑名，比诸篇之法例。自此案以后，截至2017年2月26日，国际海洋法法庭已经受理了24起案件。
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国际渔业组织为海洋渔业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制定了很多规则，包括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CCAMLR)、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ICCAT)、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NAFO)等60多个国际性或区域性渔业组织为海洋生物资源利用与养护、渔业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问题制定了诸多国际规则，如捕鱼的数量、国别配额、区域范围、渔船、渔具的使用、捕捞日志、联合实施制度、船旗国责任等规定，实现了对渔业资源的公平利用与保护。此案的判决结果对大陆架划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判决结果所遵循的划界应按照公平原则，并考虑到所有相关情况(31)对划界理论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48)但《公约》本身也需要完善，如《公约》中关于岛屿、礁岩、历史性权利、剩余权利、直线基线的最大长度界定等概念和解释不清，使得诸如南海问题、东海问题的处理遇到一定的困难。
海洋法权论以构建和平与安全、自由与公平、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海洋秩序为宗旨，是规范各国海洋权利和权力，调整各国海洋利益冲突，协调各国海洋利益需求，平衡国家之间海洋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理论。(30)最后，法庭间接适用了公平原则。
2.其他国际组织的海洋法权实践 在国际海洋立法进程中，很多国际组织也在践行海洋法权。在海洋法权的实践中，很多海洋法原则也逐渐得以确立。国际海洋物理科学协会(IAPSO)、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有较大的权威性。必须通过协调各国意志，通过法律的固定形式达成海上权利和利益的平衡，从而成为减少矛盾、避免冲突、增强国际海洋社会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国际组织的决策机制强调了一国一票的表决做法，影响着海洋新机制、新规则的出台。第一，海洋法权是海洋秩序的未来。以国际海洋法律规则解决海洋争议可以避免以武力解决争议带来的灾难，可以避免以海洋霸权方式带来的地区紧张，我国与周边海洋邻国的岛屿主权、海域划界及其他海上争议，都在积极寻找通过外交谈判与法律的途径予以解决，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11)荚振坤：《中世纪欧洲海商法研究(11到15世纪)》，博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大学，2013年，第43-129页。
之前的海洋秩序大都是以海上军事力量决定的，而《公约》则是以全球性法律规则来决定海洋秩序。同时，瓜达尔港和皇京港的建设，也是保障中国和其他国家海上通道安全的具体举措，对促进世界海洋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44)贺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自由区正式启动》，《光明日报》2016年9月5日，第11版。南海问题、东海大陆架问题、岛链问题、公海资源问题、深海海底问题都面临着制度构建和规则生成。
国际法主体承担的海洋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环海洋环境保护、科学合理利用、尊重他国权益、人道主义援助、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等方面。(29)古祖雪：《国际法的法律性质再认识——哈特国际法学思想述评》，《法学评论》1998年第1期。在远海海域，渔业资源开发利用至今缺乏相应的渔业资源分配制度，共享性的捕鱼制度必然导致渔业资源走向衰竭。仅1991-1995年间涉及岛屿争端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多达140余次。如海岸带利用权、近海资源开发与航行权、渔业捕捞权之间的冲突、资源开发与征海补偿的冲突等都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美国重返亚太后，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突出，中国海洋权利受到空前挑战。
海权争夺及海洋霸权的更替、强衰，都伴随着海洋法权的成长与发展。我国应在总结海洋法权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海洋法权理论体系。
我国的海洋核心利益包含领海的主权、安全。公元前509年和公元前348年，古罗马和迦太基签订条约以规范两国的航行范围。
运用公平原则最具成效的案件是1969年的北海大陆架案。内陆国家由于也有权出入海洋、利用海洋，也是海洋法权关系的主体。
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曾在1969年因双方的边界、岛屿和海洋空间发生战争，后来，双方惮于军事冲突等硬实力的较量互有损伤，于是在1986年向国际法院提交诉讼。1969年2月，非洲地区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联合国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床洋底委员会的成立，为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作出积极贡献，为领海制度、专属经济区制度、海底区域制度、岛屿制度的确立发挥了积极作用，《公约》的签署就是在牙买加实现的。《公约》在序言中提及公平、公正、正义和平等等价值理念，这些理念均实质体现在《公约》文本之中，使得海洋权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得到落实。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针对国家间争端行使管辖权必须以当事国的同意为基础，即国家同意原则。
(28)王献枢：《海洋法中关于争端的解决程序》，《法学研究》1985年第3期。随后，又在《捕获法》基础上完成《海洋自由论》一书，(12)为荷兰与西、葡两国的海洋争霸寻找依据。
在海洋法权问题上，我们关注更多的应该是法权的赛道，而不是霸权的国家。当今海洋世界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军事利益、制度利益都是世界各国极力争取的利益。
第二，海洋法权是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统一体。(47)有些敏感性、复杂性的问题如海军裁减、核潜艇控制、人权问题等可能更适合制定非法律规范。
(52)张文显：《法理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4页。它既吸收了传统海洋法的原则、规范和制度，也提出许多新概念，对世界各国的海洋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海洋立法要从建设海洋强国、实施海洋开发、防治海洋污染、分享海洋利益、维护海洋权益、处理海洋争端的战略高度予以落实。③张晋藩：《中国古代国家与法权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法学研究》1963年第2期。
②H.帕姆塞尔：《世界海战简史》，屠苏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67页。讨论海洋法权问题，必然离不开海权问题。
(32)其中，12起涉及快速释放的案件。国际组织不仅是一个专业性的讲坛，也是一个讨论新问题、新规则的沟通平台，利用好这个平台对融入中国对相关海洋问题的看法和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实施海洋战略，并着力推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设计。(45)刘彤、林昊：《中企参与马六甲海峡深水码头开发建设》，《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0日，第22版。
